《现代中国及其教育》,一名《中国新教育背景》。上下两册。现代古楳著。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华书局出版。

  古楳(一八九九——一九七七)字柏良。广东梅县人,一九一七年中学毕业,任小学教师。一九一九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一九二四年毕业后在江苏第五师范任教,因反对率领学生欢迎军阀係传芳而辞职。一九二八年应广州国立中山大学之聘,讲授「乡村教育」。歷任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教育学院等校的讲师、教授。一九四〇年以后,一度在上海主持教育实验区。抗战胜利后至一九四九年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院务委员会委员,主持院务。后任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曾是中国社会教育会、中国教育学会、中华乡村教育社会员。著作还有《中国教育之经济观》、《乡村教育新论》、《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社会教育指南》、《美国乡村教育概观》等。生平事迹见《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鑑》。

  本书以大量篇幅叙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的七十年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用意在於説明教育和社会、政治、经济、学术思想等联锁关係,并指出中国新教育之无凭藉、无助力、必致根本的动摇。」(自序)全书内容,除总述外,共分四编二十四章。第一编,经济之发展。第一至七章,内容为:人口之变动;农业之兴衰;工业之递嬗;对外贸易之起落;交通事业之今昔;财政金融之沿革;国家富力与国民经济状况。第二编,社会之变迁。第八至十四章,内容为:社会阶级划分;宗法社会之残留;地方主义之深固;劳动阶级之运动;知识阶级之挣扎;妇女界之觉醒;如此社会如此人民。第三编,政治之改革,第十五至二十章,内容为:外力之侵击;内政之腐败;戊戌之政变;辛亥革命;军阀政治之继起;民权运动。第四编,新教育之进行。第二十一章至二十四章,内容为:新教育之产生;新教育之发展与改革;新教育基础之动摇;新教育之背景与前途。

  主要教育论点有下列几方面:

  一、关於教育的背景。作者认为研究教育者,必须首先研究教育背景,否则「所谓教育云者,将不知从何着手,更不知如何努力,充其量不过为教育而教育已矣」。所谓教育背景,则认为「整个社会皆为教育背景,凡与教育发生关係者均属之」,有经济背景、社会背景、政治背景和学术思想背景等。教育进行如舍经济背景而不顾,「则教育必为优越阶级之佔有物,一般民众只有坐观其独佔而已」;如忽略社会背景,「则教育必为雷同剿袭之事,不能为固有之社会植其根柢」;如脱离政治背景,「则教育为无的放矢,命中与否,无所测度」;关於学术思想背景较为复杂,但其影响教育的进行亦「至深且巨」。所以,社会、经济、政治、学术思想「皆可为改革教育的动力,使之日益进展」。而教育又可为「改良经济,改进社会,改革政治,改造学术思想的工具,使其更适合於现代民众生活之需要」。反之,经济、社会、政治、学术思想「亦可以阻碍教育思想的进行,使其不易发生积极的功效」。教育与背景的关係含有不可分离性。

  二、新教育的产生发展与失败。作者认为新教育产生的远因是:耶教的传入,输入了西学;中外通商,使经济变动;清儒学説,开始怀疑旧学。近因是:歷次对外战争的失败,须用西艺;歷次外交的失败,需用西文:政治腐败内乱不絶,须行西政。於是产生了两种教育:「一为抵制新敌国的教育;一为改造新国家的教育。一

  所谓抵制新敌国的教育,即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中国人不能把他们推出国门,又不能降服他们,只能与之周旋,设法抵制,所採取的手段和方法,以为根本「乃在设立学堂,派遣留学生,培养匡时济世的人才,同时讲习军备製造、以为抗强御暴的后盾」。这种教育分为两类: 一是方言教育,目的在培养熟諳外国语言文字的人,以期和洋人交涉得到胜利;一是军备教育,目的在养成通晓军事,习諳製造的人才,以期能用坚甲利兵和洋人相角逐。这种办法,虽是被动的、模倣的、消极的,但也表明中国人奋起图强的发端。然而,「原来想利用新教育去抵制新敌国,不料想新敌国侵击的势力,竟随新教育的进展而愈加猛烈」。

  所谓改造新国家的教育,即是将中国这个有悠久歷史文化的文明古国,「因其衰老过甚,散漫无纪,愚昧无知」而改造成为现代化的新国家。而现代化国家,「不但是国富民强,法律严明,组织有系统,并教育普及,民智发达」。改造国家的教育,不应是「东涂西抹,杂乱无章」,而应是有条理有系统衔接一贯的。这样就把西洋的学制系统逐步引进。戊戌维新时期,清政府正式宣佈採用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各地方官员、绅民积极兴学。但是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原为工业革命后的产物,其最大特点便是「整齐划一」。原以为学制整齐,便可「普通之才遍天下」,但学制公佈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往「普通之才仍不多见」。由此证明「一种制度的推行,原非毫无凭藉,毫无助力,而可以勉强移植过来的」。中国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所以新学虽有发展,实质是动摇不稳的。

  新教育输入中国,从一八六二年设立京师同文馆至一九〇二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歷经四十年,具有十大特点:教育行政机关的建立;教育经费的筹措;学校系统的划一;课程的固定;班级教学的通行:心理学的应用;身心训练的并顾;实用知能的注重;学费的徵收;规章的限制。这十点各有长短,惟在中国施行起来,因为社会经济背景不同,民族习性各异,结果长处难以表现,而短处暴露无遗。但这四十年毕竟使新教育系统化、组织化,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政治改革,甚至思想进步,也能向着组织化,系统化的途径迈进,新教育或可以得到许多凭藉,得到许多助力,协助其进行。但是事实不然,所以自从钦定学堂章程颁佈后,新教育的破绽便渐次呈露出来了。

  为了发展新教育,曾採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废科举兴学校;改建教育行政;明定教育宗旨;改革学制,公布奏定学堂章程;改造课程;改进教育方法。然而「七十年来施行新教育的结果,非特不能抵制新敌国,造成新国家,甚至新敌国无端来侵略,而受过新教育者竟有做汉奸卖国的……做贪官污吏的,国家腐败日甚,可见新教育不但无功,简直完全失败了」。

  三、新教育的弱点。新教育最大弱点是资产化、营业化、闲暇化、机械化。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从而有产阶级成为有识阶级,无产阶级成为无识阶级,教育成了少数资产阶级的专利品。虽常听见「普及教育」、「义务教育」、「民众教育」的呼声,但毫无资产的农工大众是「不必」享受那种教育的。由资产化而产生的第二个弱点即营业化。学生入学既然以他们的资产或金钱为标准,学校也就抱着「营业的宗旨,学生毕业,社会上更按照他们所受教育的程度以定薪金。学校工厂化、商店化,毕业生商品化,成为营业化的三大特徵。教育闲暇化,即教育与劳动分家。教育原是帮助人适应社会生活的手段,是为了个人和种族的生存而施行的社会事业,教育同劳动相联繫,「同为人类所必须的」。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教育与劳动分了家,到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时代,更为闲暇阶级所独享,劳动阶级一方面受资产的限制,一方面也因劳动过甚,没有闲暇去享受教育,至多不过得一点职业教育。至於教育的机械化,则表现为划一的制度及对学生的东缚和限制。」新教育不是土产,而是洋货,所以有如此多的弱点,除了自身的问题外,便是它不适合中国的社会经济背景,「尽有他人之弊而无其利」。

  四、教育不是万能的。中国施行教育之无效,许多人认为是教育自身的问题,而不知社会、经济、政治、学术思想等对教育的影响,这些「背景」又是一个有机体的组织,有相互联锁的关係,「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改革教育决非枝节问题,乃是整个社会的关係。中国复杂的社会问题也不是教育能解决的。「新教育外延——教育背景——既成不易解决的问题;新教育的内涵——教育自身——復多缺陷,而外延和内涵之间关係又极复杂,此不特使新教育无法表现其功效,甚至使中国的问题更难於解决」。只有待中国的问题能解决,中国的民众有出路,中国的教育才有出路。而社会最后的目的是:「经济上的富为人人所创造,为人人所共享;政治上的权为人人所赋有,为人人所分操;社会上的秩序为人人所安立,为人人所维持;文化上的贡献为人人所努力,为人人所沾益。」这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是教育努力的方向。

  全书对作为中国教育背景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无不作了极为详尽深入的分析,「是第一部有系统地谈中国教育背景的著作」(陈礼江《序》),对教育的弊端也作了深刻的揭露。并能大胆针砭时事,不粉饰太平,其战斗性是难能可贵的。本书资料殷实,数据充分,内容丰富,也可当作歷史教科书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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